中國六成以上是山區，因資源渙散、位置偏僻、村莊空心等諸多限制，地形上的高地往往成為經濟上的低谷，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所在。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大背景下，之前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山區26縣”作為試驗田，以期為全國蹚路。
浙江中部的浦江縣，前些年隨著周時租場地邊地區的崛起，有被趕超之勢。一頭是縣域產業層次不高，缺乏強有力的引擎帶動；另一頭，盡管同屬山區，卻又不在政策傾斜的山區縣之列，浦江被稱為“夾心縣”。2016年，記者到訪該縣，聽聞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不足5萬元的行政村占比達76.8%，且有1/3的村屬于省定的集體經濟薄弱村。
近日，當記者再度造訪，浦江已令人刮目相看：2017年至2023年的7年間，全縣行政村經營性收入翻了近5倍，2023年，經營性收入超過50萬元的村占比達90.3%。
浦江何以？浦江何為？帶著疑問，記者展開深度調研，以期覓得可鑒可學的經驗。
經驗一：黨建引領“脫虛向實”，將“消薄”工作列入基層黨建重要考核
浦江縣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駱安與壯大集體經濟工作打交道，已有10個年頭。在他看來，浦江的薄弱癥結有二：一是薄在資源，弱在能力——前些年，美麗鄉村建設大多偏向于古村落和景區村，資質平平的薄弱村很難享受同等利好，小打小鬧的資金投入，又很難奏效；二是弱在經濟，薄在人心——空心化的村莊迫切需要新要素，而投資客與農民直接打交道，各種矛盾又很突出。
面對集體經濟提質增效的“軍令狀”，2017年初，浦江掀起了一場“解放思想”大討論，最終形成兩個觀點：首先是公平意識，再平凡的村莊，也該享受平等發展的機遇；其次是市場意識，再偏遠的鄉鎮，也要具備搏擊市場的豪情。
訪談彼時，縱觀全省，抓集體經濟絕大多數由農業部門牽頭，浦江獨辟蹊徑，成立由組織部門直接掛帥的實體化工作專班，向激發村級主體發力，為全域深化黨建聯建助力。通過建章立制，浦江使黨建聯建落到實處：將“消薄”工作列入基層黨建的重中之重，并構建起了縣鄉村三級責任體系——縣委書記帶頭謀劃指導，鄉鎮書記通盤規劃聚力攻堅，村書記“絞盡腦汁”強力落實。
在一些地方，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成為“老大難”，有不少是因為鄉鎮一級缺位，村級單打獨斗難成氣候，鄉鎮有能力統籌卻無抓手。浦江則是體系化推進：通過掛圖作戰比拼，年初明確鎮村發展任務，每月有例會，遇到堵點就開協調會，月末年末還有考核機制，狠抓實效。
浦江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章勝輝認為，正是充分發揮了鄉鎮一級連縣帶村的節點作用，浦江的縣鄉村三級得以形成牢固的戰斗堡壘，“特別是進入新發展階段，要認識到抓黨建促鄉村振興是夯實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當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共同富裕的思想自覺也就形成了。”
經驗二：多元探索“統分結合”，使各個主體既發揮各自優勢又兼顧效率與效益
在浦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已觸及生產關系的調整，努力通過模式創新，進一步完善雙層經營體系，改變長期以來“分得徹底、統得不夠”的共性問題，既強基固本，又彼此共贏。
如純山區鄉鎮杭坪，探索出“三分六統”模式。簡言之，就是實行小農戶分戶管理、采摘、結算，大主體統一品種、育苗、栽培、藥肥、品牌、銷售。“新農人”薛勇起初單干，后來成立“舞花者”共富工坊，得以迅速崛起，從1個村擴至4個村，繼而線上線下同步銷售，產值邁過千萬元大關，成了名副其實的致富帶頭人。
在杭坪鎮鎮長張斌看來，“三分六統”的好處在于發揮各自優勢，龍頭企業真正領頭，解決一家一戶干不了，或者干起來不經濟的環節，再帶動一批“新農人”和種養農戶，又兼顧效率與效益。如今，該鎮15家龍頭企業帶動1200余農戶，去年農民人均收入達4.5萬余元，遠超全縣平均水平。
無獨有偶，前吳鄉的“三營模式”，即集體運營、群眾共營、干部扎營，也是“統分結合”的一種嘗試。土地流轉后，由村集體統一管理，在省農業科學院等有關專家的指導下，該鄉墎山村的50畝“拉飛南瓜”基地拔地而起，產值超50萬元。眼下，以吳萊狀元面、狀元紅茶、吳溪大米等為代表的“吳溪十品”脫穎而出，形成了“一村一品”格局。去年，全鄉有5個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突破100萬元。
浦江縣農業農村局黨委委員黃向明認為，“統分結合”的實質是將村集體、村干部、村民牢牢綁定，解決了制約山區農業發展的三大關鍵問題：群眾充分參與生產和監督，積極性被極大調動，解決了誰來種地的問題；通過統一管理，土地化零為整、地力由弱變強，再加上打品牌提高溢價能力，解決了效益問題；黨員干部躬身入局，化身管理員、技術員、銷售員、勤務員，做好技術和市場等服務，解決了銷路問題。
經驗三：打破區域“五重抱團”，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配置，形成聚變效應
如果說，“統分結合”是內部生產關系的再調整，那么浦江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五重抱團”，則是打破行政區域，進一步優化配置要素資源，使發展戰斗力實現聚變效應。
何為“五重抱團”？
——整鎮抱團，通過成立鄉鎮“強村公司”，對域內各類閑置資源整合打包，建設市場、停車場、加油站等項目，各村通過分紅獲取收益。2023年，全縣15個鄉鎮公司給155個村分紅1729萬元。
——聯村抱團，按照地域毗鄰、產業相近、強弱幫帶等原則，推動村級之間共引項目、共享福利，全縣累計落地聯村抱團項目318個。
——跨鎮抱團，將全縣15個鄉鎮（街道）串聯，全域打造“浦陽江潮”“仙華同秀”“壺源江水”“江南興業”4條共富黨建示范帶。
——全縣抱團，成立縣級“農投公司”，在政府投資建設的農村飲水、小型灌溉、垃圾處理、標準廠房等項目中，為村級集體收入提供讓利渠道。
——跨縣抱團，實施“百鎮攻堅強基”行動，組織7個山區鄉鎮與發達地區街道結對共建，促進產業發展、打造共富品牌。
又為何要“五重抱團”？浦江的考量是：由于山區鄉村底子薄、資源少、勞動力匱乏，加之位置偏僻，即便有好的農產品，也難以賣出好價錢，且往往受制于生態保護區等限制，難以發展工業。只能摸清家底后，從單打獨斗走向抱團協作。
地處西部山區的花橋鄉，將11個行政村分為農旅、經濟林、農業產業、義烏大棗4個大類，分別簽訂聯村發展協議。這些年，里黃宅小香薯、光明蜜蜂養殖、長畈掃帚、林塢口覆盆子……一眾產業項目在抱團中生發，形成了“村村能造血”的發展格局。
全縣抱團和跨縣抱團，解決的是項目由弱向強、由有向優的問題。項目建設中，基礎設施投入不小，村鎮兩級難以承擔，但全縣兜底后，就有了底氣。后者的跨縣抱團，則將山區產品與平原市場相連，像杭坪鎮與金華開發區三江街道攜手打造“共富市集”，產銷貫通，自然共富無憂。
經驗四：瞄準關鍵“抓準線頭”，引育一支有想法、有辦法、有激情家教的“新農人”帶富隊伍
鄉村振興，人才是關鍵。舞蹈場地共同富裕千條線，浦江將組織振興作為線頭來抓，以“基層黨組織必須建強，黨員隊伍必須過硬”為準則，引育一批干事創業的帶富隊伍。
憶往昔，鄭宅鎮寺后村黨支部書記蔡東鋒感慨萬分：“曾經，吃水難、出行難、臟亂差，集體賬上沒有錢，荒地復墾沒有人。黨員帶頭，干群齊上陣，發動42戶農戶，將30余畝閑置土地‘半租半送’給村里種植洛神花，實現了產業‘無中生有’。”如今，寺后村與山區5個鄉鎮簽約成立洛神花共富工坊，把荒坡地改造成畝均6000元收入的“聚寶盆”，背后帶動300多農戶，增收200余萬元。
“越是抓村集體經濟，黨員干部想干事促發展的干勁越大、動能越足、形象越佳，老百姓對黨員干部的支持率越高、稱贊聲越多。”這既是浦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王東暉的感慨，也是組織振興凝聚鄉村振興強大力量的真實寫照。如今，村黨組織書記、“新農人”、致富帶頭人等得以聚集，形成了一支深深扎根土地的人才隊伍。
在浦江，不光挖掘本土人才隊伍，也重干事創業環境的營造，以破解鄉村人才引不進、留不住等難題。像虞宅鄉就打出一套“組合拳”：梳理土地、房屋等閑置資源，為各類項目、人才入駐提供空間；定期舉行農旅企業發展例會、鄉村運營官培訓活動等，構筑交流平臺，濃厚創業氛圍；吸納“新農人”參與村莊議事，給予他們榮譽和舞臺，以增強歸屬感和認同感。
如今，浦江大地不僅有一群有想法、有辦法、有激情，一心帶著村民致富的“種花書記”“養牛書記”，還有一批活躍在田間地頭的蔬菜產業帶頭人和知名時租“土專家”，更吸引來了“廿玖間里”創始人陳青松、“村尚村宿”創始人滑雪松等一幫創客，在這里生根發芽，繼而人才涌動，生機勃勃。
經驗五：產業轉型“整縣統籌”，打造組織共建機制，牽引各類要素整合運用
浦江因境內的浦陽江而得名，但由于此前“野蠻生長”的水晶產業，產值數十億元的富民背后，卻帶來了“尾大不掉”的河流污染難題。2013年，浦江打響了全省“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第一槍，水更清了，村落也更宜居了。可美麗環境如何轉化為發展紅利，續寫美麗鄉村建設下半篇文章？
浦江的邏輯是，以產業振興為導向，實行黨建聯建，通過縣域統籌，使原先自發、松散的抱團升級為緊密、全域的組團，以組織共建牽引黨建、人才、土地、資源等各類要素的整合運用。黃宅鎮借助百鎮共建，與前吳鄉結對后，通過產業延伸、主體共育等多種形式，推動兩地農文旅、農村電商、來料加工等業態發展漸入佳境。
另一重要導向為縣域統籌：遵從市場導向，浦江全面排摸閑置資源，推動組合優化、整體包裝，才能精準對接市場需求，既避免同質化，又增強吸引力。如鄉村旅游熱潮之下，大畈鄉、虞宅鄉、杭坪鎮3個鄉鎮，在“壺源山水”黨建聯建機制的引領下，抱團合作的基礎上，又展現各自所長，推出旅游套票后，游客紛至沓來。
經過實踐，縣域統籌的好處顯而易見：進取有力、退讓有益，不僅加強了利益聯結，又重塑了生態與業態的關系。尤其在金華市委組織部推動的“百鎮共建強基”行動中，通過與義烏、金華開發區等結對共建，浦江一批水源保護區內的山區鄉鎮發展困境得以開始破題，又充分發揮出發達地區的政策、資金、市場等優勢，從而打通了一條條“兩山”轉化渠道，走出了具有山區特色的“共富路”，也念響了新時代里的“強村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