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咸炘對儒學發展史的反思與等待
作者：歐陽禎人（武漢年夜學中國傳統文明研討中間傳授）
來源：《中華文明論壇》 2023年第2期
摘要：劉咸炘《醫喻》《擺佈》《同異》《流風》是一組剖析中包養網推薦國儒學發展得掉的文章。這一組文章是在橫觀偏正，縱究源流，站在明統知類，建中立極，綜貫老子、孔子的學術主旨的基礎之上，解救中國學術各趨極端，往而不返而開出的一劑藥方。劉咸炘整合老、孔，發展與晉陞了儒學發展現代轉型的新境界。他等待中國儒學史從非左即右、往而不返、爭斗不息、別有所圖的歧途上回歸老子、孔子的泰初之道。劉咸炘堅守先秦儒學的中觀幻想，對中國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國文明具有堅定的崇奉。劉咸炘認為，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包荒含弘，任天圓道，返本開新，才是中國儒學光亮的未來。
劉咸炘的《醫喻》《擺佈》《同異》《流風》這一組文章分別寫于1926年底至1927年年末，整個時間跨度不到一年，並且被劉咸炘所有的編排在《推十書·中書》中，緊接在綱領性文獻《三術》《學綱》《廣博約》《一事論》《認經論》之后，按副標題所示，順次擺列，明顯帶有特別的內在邏輯。筆者仔細琢磨之后深以為，這一組文章是劉咸炘剖析中國儒學史的發展得掉，橫觀偏正、縱觀源流，站在明統知類、知人論世、建中立極的學術主旨上，試圖解救中國學術各趨極端、往而不返而開出的一劑藥方，糾正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漢學與宋學、理學與乾嘉之學的爭斗弊端，從而在新的時代，回歸到老子、孔曾思孟所開啟的泰初之道上往。
一、陽尊陰叛，掉儒之真
劉咸炘在《醫喻》《擺佈》《同異》《流風》一組文章中詳細剖析了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各種問題。他繼承了其祖父，川西夫子劉止唐“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謬溷圣賢”【1】的學術精力，直指自西漢至晚清儒學曲解了圣賢的思惟、有掉原始儒家之真。他認為中國歷代的儒學之所以掉真的關鍵緣由在于西漢以后的統治者所宣揚和標榜的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惟：
自漢以來，高低宗儒者千數百年，如按其實，則非真也。治術惟緩急兩端相乘，英君誼辟所用，非道家即法家。漢高、漢宣、明祖皆刑名；漢文、光武、宋太祖皆黃老也。惟漢武帝、唐太包養網VIP宗乃假儒術。武帝包養感情之偽儒，人皆詆之。太宗則儒者所稱，然實虛言多而實效少，且其最基礎已謬，于儒術不相容。二人實創科舉之制。士之不毀孔、孟者，徒以科舉故包養心得。而陽尊陰叛，儒道卒不明者，亦以科舉故。二人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科舉一廢，孔、孟遂為毀端。此無足怪也，欺人之術露而久蓄之疑發也。【2】
這段文字從政治的角度進手，高高在上，捉住了問題的實質。劉咸炘認為自漢代以后，中國的所謂儒學不是受道家之害就是受法家之毒，一會兒刑名，一會兒黃老。尤其是大師稱道的儒學元勳漢武帝、唐太宗都是假儒學，他們是別有所圖的人。劉咸炘在這里特別談到了科舉制，應該值得我們留意，因為他闡述的角度很特別。劉咸炘認為，科舉制似乎愛崇了孔孟之道，沒有科舉制，孔、孟儒學也傳承不下來，可是，它的本質是“陽尊陰叛”。對統治者來說，標榜的是一套，而實際執行的卻是別的一套。對于統治者來說，科舉制是為了籠絡人才，加強政權的穩定，把持思惟，并不是真是為了發展儒學；大批士子趨之若鶩，是為了獲取功名利祿，絕年夜多數在官場盤根錯節的斗爭中知己漸掉，最終是什么道義都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中國“儒道卒不明”，是“欺人之術”。之所以說它是“欺人之術”，就是統治者和中國現代絕年夜多數讀書人在科舉制的問題上達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方面是籠絡人才、誆騙人才的手腕和精力枷鎖，另一方面是掛羊頭賣狗肉，陽儒陰法，應用儒家思惟來捉弄社會平易近眾，韜晦弄權，謀取功名利祿。科舉制一方面對儒學的傳承是有功的，可是，從最基礎上來講，它同時又對千百年來中國現代社會的世道人心、天道倫常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最終對儒學的發展是致命的一擊。所以，晚清科舉一廢，孔孟之道就毀滅了。這是千百年“欺人之術”所必定要導致的結果。
《漢書·儒林傳》后面的《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門生員，設科射策，勸包養意思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年夜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3】一方面是猜嫌禁制，另一方面又立五經博士勸以官祿，恩威并施，威脅利誘，其結果只能是導致原始儒家思惟的歪曲發展。科舉制只不過是西漢之后偽儒學的極端表現情勢罷了。所以這是一種地隧道道的掩耳盜鈴之台灣包養學，也就是引文中劉咸炘包養行情所說的“欺人之術”，本來早就應該結束了。早在劉咸炘之前數百年，陸象山與王陽明就持有雷同的觀點。陸象山指出：“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年夜壞。蓋秦之掉甚明，至漢則跡似情非，故正理愈壞。漢文帝藹然好心，然不成與進堯舜之道，僅似鄉原。”【4】王陽明也寫道：“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鶩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門生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5】
陸象山的意思是：“秦朝之所以沒有壞了‘道脈’，因為它是明火執仗地與儒家、與諸子百家作對，並且時間相對比較短，‘全國苦秦久矣’，全國國民都了解，敲剝全國也好，焚書坑儒也罷，都是明的。它的結果像泡沫一樣，最后一哄而散。畢竟時間太短，灰飛煙滅得也快，是一個背面的典範，大師都很明白。所以，對中國社會的迫害也不是很深。可是，漢代就紛歧樣了。它是典範地打著儒家的旗號反對儒家。也就是說，概況上它似乎尊奉的是儒家，可是實際上，卻從骨子里進一個步驟敗壞了儒家的邪道。漢文帝本來是在中國現代被尊奉為二十四孝之一的榜樣，可是，在陸象山這里卻只是一個鄉愿。”【6】陸象山的觀包養平台點當然是非常鋒利。王陽明的話，就加倍徹底，完整一言以蔽之，把一切朝代的科舉考試都否認了。他的意思是科舉考試把整個儒學的明倫禮儀、世道人心都毀滅了，毀人後輩莫之為甚。陸象山與王陽明對科舉制的批評之激烈，與“五四”時期的劉咸炘相較，絕不遜色。所以，作為傳承劉止唐衣缽的劉咸炘，在這一點上與陸王心學的觀點是一樣。
劉咸炘痛心腸說：
儒之掉真則已久矣！儒于九流，道最高。而掉真亦最早，分撥最多，蒙垢最甚。孔門諸子已各分歧，不及數傳，遂有八儒。若虞卿、魯連之徒，竟止幾微似孔子罷了。雖思、孟弗能統。荀卿已有賤儒、陋包養價格儒、小儒之目，不待他家之排詆也。然如世碩、公孫尼輩，雖已掉真，而尚言存養，至荀卿矯空道《詩》、《書》之弊而歸于《禮》，始與道家相絕而為法家之導。此實為儒掉真之第一因。漢承秦俗，陽儒陰法，經師承荀之傳，守文者有荀之謹而掉荀之年夜，是為拘儒。樹義者多兼法家，是為雜包養網評價儒。又有駁雜無旨，徒供文辭者為文儒，揚子云為之魁，始昌言衷于一圣而其學不深。南朝和會老、莊，知用力于來源根基，稍勝漢世之粗。然能深而不克不及年夜，亦難免于拘雜。中唐至北宋諸人，所見不出荀、揚范圍，尤與揚近，而枵彌甚，是可謂之夸儒。宋周、程諸子出，始能高深，過于南朝，幾得之矣。然有一年夜掉焉，則排道家是也。自漢以來，儒之成家，往往兼道家，雖未真得合一之道，尤羈縻弗絕。宋諸公所以突過後人者，實資于道家。顧乃極排之不與通，故其流益狹隘不克不及容異。得儒之嚴而掉儒之年夜，是可謂之褊儒。明儒承宋益精，又矯宋而趨于通廣，又有進矣，然亦掉之枵夸。晚世又反之，則徒以考據，益無與于儒術，其談微言年夜義者，亦不過反于西漢罷了。凡拘、雜、媚、文、夸、褊諸病，以真者論之，皆難免于偽。至于達者之希世保位，窮者之隨風慕祿，則一謂之陋儒罷了。【7】
在這段文字中，劉咸炘對中國現代儒學發展的各種問題描寫得至為逼真、細致。第一，“分撥最多，蒙垢最甚”，孟荀之際“已有賤儒、陋儒、小儒之目”，弦外之音，似乎是在說，儒學后來呈支離破碎狀態，情況極為復雜。即使孔子的暮年，已經發出了浩嘆：“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8】又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8年齡動蕩，全國冷冷清清，滾滾紅塵，各國君主利欲熏心、得隴看蜀、貪婪好戰，孔子僅僅憑借本身的思惟感化怎么能夠把置身于利欲熏心世界中的學生都始終團結在本身的身邊呢？第二，“荀卿矯空道《詩》、《書》之弊而歸于《禮》，始與道家相絕，而為法家之導。此實為儒掉真之第一因。漢承秦俗，陽儒陰法，經師承荀之傳”。劉咸炘意思很明確，儒家思惟墮落的開始，一是陽儒陰法，二是“與道家相絕”。雖然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是筆者認為，這確實是精當準確，抓得很準。《易傳》《禮記·中庸》等先秦儒學篇章實際上都是儒家與道家彼此深度滲透構成的巨著。早先出土簡帛文獻資料郭店楚簡一號墓三個《老子》版本，下葬年月在公元前330年前后，在孟子之前。這些文獻已經證明，原始的老子與孔子儒家本來就沒有針鋒相對的爭斗。這也印證了劉咸炘的論斷。焦點問題是秦漢以后的學術年夜都是在法家的最基礎擺佈、推動下發展的。這樣一來，原始的儒家思惟離原始道家的包養站長精力越來越遠，這是原始儒家喪掉其“真”的緣由之一。從下面引文的最后一個句段，我們可以看到，劉咸炘對法家的滲透可謂切齒痛恨、深惡痛絕。第三，漢代以后的歷代儒家，皆掉原始儒家的真長期包養正精力，拘儒、雜儒甜心寶貝包養網、媚儒、文儒、夸儒、褊儒，層出不窮。說它們“偽”，是因為它們“得儒之嚴而掉儒之年夜”，概況上精益求精，循規蹈矩，實際上最基礎沒有儒家的骨氣，喪掉了原始儒家的真正精力。這既批評了漢唐儒家、宋明理學，也批評了乾嘉學派。更為嚴重的是，世風日下，“達者之希世保位，窮者之隨風慕祿”，經典已經成為人們追名逐利的東西，那些所謂的學者本來就別包養犯法嗎有所圖，還談什么儒學精力呢？于是乎，儒家就淨化、墮落得不成樣子了。
同時，這段文字，也是一篇簡短而主要的關于中國現代儒家思惟的發展歷史的評判。值得留意的是，劉咸炘承認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家的“道”最高，並且他本身以儒家自居（“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這長短同小可的工作。因為置身于“五四”時期，舉世都在“只手打垮孔家店”的時候，劉咸炘卻理直氣壯稱“吾儒”，展現了他置身思惟混亂的時期卻堅守著他堅如磐石般的崇奉，這是非常了不得的。他把孔孟以后儒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劣跡羅列出來。他認為，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的真正緣由都在現實功利的侵染之深。從劉咸炘整體理論來看，說究竟，他認為，這是家全國對學術的戕害，可是，即便這般不勝，也并不克不及否認原始儒學的真正偉年夜，更不克不及否認儒學自己。儒學在秦漢以后的各種表現，劣跡斑斑，不勝進目，與真正的原始儒學完整是兩回事。此其一。他認定孔子以后的儒家哲學思惟發展的歷史是每況愈下的歷史，是一部不斷脫離孔子、“掉儒家之真”甚至背離孔子的歷史，其最基礎點在于荀子“為法家之導。此實為儒掉真之第一因”。這段文字的焦點批評對象，是“法家”借助于統治者的權力對中國學術的戕害，所以，秦漢以后，儒學的歷史，發展的走向令人非常沮喪，最基礎問題是皇權陽儒陰法，爾虞我詐的官場風氣、功利主義的引誘迫害了中國的學術界，破壞了儒學的正常發展，進而也就迫害了中國人的精力家園。毫無疑問，這些觀點都是極其主要的。此其二。劉咸炘用了兩個字來歸納綜合秦漢以后的儒家思惟：一是“偽”。先秦時期就存在“賤儒、陋儒、小儒”本來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儒學，是儒家內部的問題，最多算是不得要領而歧出。可是秦漢以后拘儒、雜儒、媚儒、文儒、夸儒、褊儒，“皆難免于偽”。這個“偽”字，劉咸炘下得很重。他把當時政治權力的滲透與學術的矯枉過正聯系起來，天然就力透紙背了。到處都是權力的幽魂，好處的驅使，犬儒的卑恭屈節。二是“俗”。導致這樣的緣由包養網dcard，一方面與統治者的威脅利誘、學者趨炎附勢有關：“達者之希世保位，窮者之隨風台灣包養網慕祿”甚囂塵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完整沒有了孔子、孟子的風骨，沒有了至年夜至剛的浩然之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儒之為道，在公與中。中則難求，公則易濫”，義年夜而隱，故理論的表述常有含混之狀，使人難以參悟，世俗生涯中的儒者離真正的儒學思惟實在是太遙遠了。深層次的最基礎緣由，當然是學者趨炎附勢，唯利是圖，沒有真正的崇奉，要么下筆千言離題萬里，要么恍炫虛空，沒有著落，都不是孔子所說的“正人儒”【9】。對此，劉咸炘在《推十書》中方方面面的相關討論都是非常沉痛的。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斗爭在很年夜包養條件的水平上是爭奪話語權的政治斗爭。在唐宋以后，生產力已經慢慢發達起來，中國文明已經爛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壯年夜，市平易近意識已經風起云涌，士農工商所組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與此同時，他們的政治訴求也都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可是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們卻是高談闊論，視若無睹，“世之儒者，每執統一而忘變化，拘于同而暗于異，此不成不察也。拘同暗異之弊，至宋而年夜著。論史則舉圣賢之行以為極則，稍異則加貶而不察其事勢，故三代后無完人”【10】。朱陸之爭、朱王之爭，長達數百年針鋒相對、勢同水火，其實作為學術自己來說，有己無人，徹底打擊對方，也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劉咸炘的批評把宋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明每況愈下的實質緣由一語道破。這長短常深入、深遠的判斷。japan(日本)有名學者島田虔次在討論到朱陸之爭的時候，就有很是鋒利的觀點：
朱子學的“性即理”和陸王學的“心即理”的對立、抗爭，不消說，這并不是說一方是體制方面的思惟，另一方是反體制方面的思惟。體制的維持、名教的擁護，這是二者分歧高唱的年夜幻想。兩者都是一樣把“理”的存在作為條件、把“理”的逝世守作為任務的幻想主義。要說那個抗爭，簡言之，不過是站在統一立場的霸權的爭奪戰。這樣的說法，充足有事理。否，豈止那樣，連立這樣的說法（非官方的陸王學的方面，是更徹底的體制擁護性的，是對體制更徹底的奴隸性的）也是能夠的。【11】
這段文字觸及到的問題良多，它不包養網單次僅指出了朱陸之爭、朱王之爭的政治佈景，並且也進而指出了它們的學術本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千古之所同然。只需堅持真諦，以赤子之心面對事實，真金就不怕火煉。由此而證明了置身于西蜀冷清之地的劉咸炘，面對五四時期甚囂塵上的形勢，卻是眼光如炬，冷峻深入。
二、用“泰初之道”解救儒學
劉咸炘認為，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凡事皆有一，有一則生擺佈，擺佈皆生于一。是以，凡事皆有兩端。這就是“宇宙之多爭”的緣由，更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最基礎動力。所以劉咸炘援用《老子》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是以，“為道者無他焉，絕長補短，節過文不及，以期于和罷了”【12】。絕長補短，節過文不及，惟有同中有異，相生相克，是以得生。世間萬事萬物只要變化流動，相互碰撞、參驗，才有能夠獲得發展。用劉咸炘的原話就是：“用一參兩，以兩裁一，進退于兩而以得一，酌取于一而以得兩。此數者，皆非圣人之所執也。”【12】六合萬物，都是陰陽相摩，八卦相蕩，是以“用一參兩，以兩裁一，進退于兩而以得一，酌取于一而以得兩”，都是不對的。為什么呢？因為沒有立中觀，沒有真正懂得和把握年夜中至正、中和懸衡的最基礎方式，沒有滲透懂得《禮記·中庸》。劉咸炘說：“是篇之不明，儒術之所以日趨于褊也。”【12】劉咸包養網心得炘運用了先秦儒學最最基礎的經典來批評秦漢以后學術各家各派執一而廢百的荒謬。劉咸炘指出：“夫春夏秋冬，一陰陽消長耳，雖四而實二也。二者何？兩端也，如懸衡焉。”【12】只要充足認識到這種絕對中的相對，一與兩之間的循環互動，堅守道義而又不忘經權、時中，建中立極為太極，包荒含弘為途徑，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才有能夠在異中求同，在同中顯異，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的儒學才幹夠獲得正常的發展。劉咸炘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他的《推十書》，千萬余言，整部著作都統領在他的“中書”“左書”“右書”，年夜中至正的結構框架之內，展現了他的學術幻想。
劉咸炘認為，中國的學術，縱言之則為源流，“道家明于縱之兩，故以常道御反復焉，橫言之則為反對，若周秦諸子是也。荀卿謂莊周蔽于天而不知人，卿則蔽于人而不知天。墨、宋為人而楊、魏為我，墨子貴兼而料子貴別。荀卿所謂倚其所私者也”【12】。都是相反相成的典範例子。在援用了《中庸》“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引“執其兩端而用此中”之后，劉咸炘說：“此儒家之年夜義也。《易傳》曰：‘中正以觀全國。’儒家明乎橫之兩，故以中行折狂狷。”12這里的“中正”“中行”，就是超出于往復之上的“太極”，就是建中立極的剛中之正，也就是和而不流，執兩用中，鳶飛魚躍，不斷被超出、晉陞，才有能夠生出萬物的“三”。
是以，一與兩的歸宿是“三”。根據《老子》“道生一，平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3】，《說苑》“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14】，還有龔定庵的“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然則仍二罷了。陰陽實一太極，陰偶陽奇而為三”【15】。劉咸炘將人生和學術分為三個層級。劉咸炘寫道：“人包養網ppt生態度不過三種：一曰執一，舉一廢百，走極端者，諸子多這般，此最下。二曰執兩，此即道家。子莫鄉愿似執兩，而非真執兩，何也？子莫執中，實是執一。鄉愿生斯世，為斯世，是不克不及御變。進化論便是生斯為斯，故顯與道家分歧。黑格爾正反合三觀念，頗近道家，然因此推論云現實即公道，公道即現實，是即論勢忘理，為道家之弊，然不得謂道，必流于鄉愿。果能執兩，則多算一著，當矯正極端，安得但當時為是而隨波逐流哉！既言御變，必有超乎變者，故道家之高者皆言守一。夫至于守一，則將進第三之高級，老、孔之邪道矣。老謂之得一，孔謂之用中，此即超乎往復者也。”【15】在這里，劉咸炘討論中國學術的發展，卻有世界胸懷。對進化論和黑格爾的批評，近一百年過往了，即使是當今中國的學界，對于良多人來說，也未必比劉咸炘加倍甦醒、透徹。這段文字討論了對于人生的態度，第一個層級是“執一”，但它是“舉一廢百”，先秦諸子往往不返，《莊子·全國》篇早有批評，后世儒學之歧出，非左即右，彼此傾軋，各趨極端，更是這般。第二個層級是后世的道家“執兩”，道家“執兩”在于“御變”，矯正極端。可是類似于黑格爾的“現實即公道，公道即現實”，“論勢而忘理”，這是在強權的眼前，沒有真諦、沒有崇奉的表現。劉咸炘認為老子以后的道家隨波逐流，都脫離了老子的本真。在劉咸炘的筆下，與老子分歧，此后的道家是偏離了中觀至正之道了的，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第三個層級是老子、孔子之邪道，就是超乎往復、統合陰陽的太極。是建中立極為條件的中立而不倚，負陰而抱陽，得一而用中。此之謂“三”，是對更高級的“一”的回歸，是真正的年夜中包養網比較至正。這套思惟方式涵蓋面極廣，用龐樸師長教師的話來講就是“包含了人們所有的世界觀和方式論以及三者之正反合的演進過程”【16】。筆者也認為，劉咸炘的這種總結是基于中國儒家和老子的哲學思惟，尤其是中國現代儒學的發展狀態而提出來的一套新的包養故事學術方式論，其真正的目標是在為中國儒家哲學尋找前途。可是從最基礎上來講，劉咸炘也是在返本開包養一個月新，是對先秦道家、儒家哲學新的詮釋與發展。
劉咸炘說：“眾人于醫，知偏之為害，而于學則難免執一，蓋其效之近遠異也。務于同而忽于異，昧于史而競于子，識有通塞，觀于醫家而百家可知矣。”【17】中醫認為，人的身體必定要均衡。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甜心花園腎，相生相克，則陰陽和諧，氣血兩旺。假如五臟六腑某一方面突發邪火，身體立即就掉往均衡，處于病痛的狀態了。劉咸炘的意思是，中國現代儒學史，包含整個現代中國的學術史的發展，始終都處于陰陽和睦諧，五臟六腑和睦諧的狀態。最基礎問題，就像柏拉圖的洞窟隱喻理論所比擬的一樣，各執一偏，舉一而廢百，種種偏蔽，云遮霧擋，私心自用導致的結果。
那么，何故解決我們所面臨的這一系列問題呢？劉咸炘補救儒學正常發展的辦法是援老進儒，回歸到原始的儒家與道家，并且把原始儒家思惟與道家思惟整合起來，來解救中國整個的學術歷史。所以他的儒學思惟實際上就是要借助于老子、孔子的泰初之道，通過否認秦漢以降家全國威脅利誘下的所謂儒學傳統，以彰顯原始老子、孔曾思孟的真精力。劉咸炘學脈悠遠，所以，他的理論旗幟始終是要回歸到老子與孔子的原點上，用老、孔的精力來整合，解救紅塵滾滾、紛繁淆亂的全世界文明。
“泰初之道”一詞首見于《老子·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成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成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18】這應該就是“泰初之道”最早的出處。“夷”“希”“微”，是道體精微縹緲的存有狀態。在《老子》中，這是一段極其精微的文字。“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五四運動時期由劉咸炘再次提出來，意味深長。劉咸炘借用了老子的泰初之道，整合了孔曾思孟的思惟，抖擻精力，來從頭清算中國學術的發展理路，這里有否認中國秦漢以后的學術爭斗不息、往而不返的層面，也有否認第一次世界年夜戰之后東方文明天演論和功利主義的層面，更有否認五四運動用歐風美雨毀滅中國文明的層面。凸起地體現了劉咸炘非常深遠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倫理觀和政管理想。
劉咸炘說：
蓋儒之為道，在公與中。中則難求，公則易濫。儒行凡十三條，孔子無所成名，不似他家之義小而顯，故常有含混之狀。茍以儒家主旨何在問古今學人，吾知其必罕能為簡明之言以答也。此非獨最基礎未明之咎也，末亦有掉焉。今欲明真儒，當一方為精微之本，一方通廣年夜之末。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當合之。法家乃吾篡賊，使吾道蒙冤者也，當斥之。【19】
在這段文字中劉咸炘已經提出清楚決問題的方式：
第一，傳統的儒學著作，遣詞造句，詮釋的空間太年夜。今后的儒學理論表述的自己應該用“簡明之言”，因為只要這樣才幹從最基礎上打消“含混之狀”，使儒家思惟的“最基礎”開闊爽朗起來，否則就會有太多的理論破綻，被人誤解，被人曲解，被人“排詆”。劉咸炘的意思是，中國儒學的發展必須愛崇年夜道至簡的原則，否則繁文縟節，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就不是儒學的本來臉孔。這不僅是《周易》“易簡之善配至德”20的精力，並且也是從《老子》第四十八章那里獲得了靈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致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全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缺乏以取全國。”【21包養網站】當然，從其祖父劉止唐那里傳承了陽明學“減、誠、純”的理路，也是順理成章。劉咸炘倡導的老孔“泰初之道”的焦點就是年夜道至簡、至年夜大公、任天圓道。他認為，回歸老孔，歸真反璞，是管理人類第一次世界年夜戰和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各種嚴重問題的一劑良藥。包養女人
第二，“道家本吾兄弟，存吾道之一半者也”。這與其說是劉咸炘對原始儒家、道家精深旨趣的一種深入的觀點，還不如說，是劉咸炘面對世界的發展年夜勢，依托于中國傳統的精力資源，對世界文明的一種回應。劉咸炘認為，儒家要進一個步驟發展，確實需求整合原始道家的方式，這套方式就是奧妙玄通，躲往知來，明統知類，察勢觀風，秉要執本。劉咸炘的意思是，在鏟除專制之害、肅清法家之毒之后，與道家攜起手來，只要這樣才幹夠實現原始儒家、道家配合的政管理想：“唯全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平易近莫不敬，言而平易近莫不信，行而平易近莫不說。是以聲名瀰漫乎中國，施及蠻貊；船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22】這是一套從心性到政治都無比暢達的思惟束縛之包養意思路。由此而回歸天道，從頭整合，察勢觀風，明統知類，考鏡源流，任天圓道就可以走向“六合位焉，萬物育焉”【22】的達道。這既是對陳舊老、孔之學的回歸，也是面對新的時代開出的極具信念的救世良方。《中庸》是一部解《易》之書，而儒家、道家都認為《周易》是本身的本經。所以，《中庸》在原始道家、儒家的思惟整合上達到了完善的包養留言板田地，劉咸炘非常推重。他認為，《中庸》是一部真正的儒學著作：“子思之時，儒多歧矣，諸雜流已萌芽矣，不得已而包養平台著書，所以存儒之真也。”【23】
第三，在“蓋儒之為道，在公與中。中則難求，公則易濫。儒行凡十三條，孔子無所成名，不似他家之義小而顯，故常有含混之狀。茍以儒家主旨何在問古今學人，吾知其必罕能為簡明之言以答也”的這段文字中，劉咸炘表達的意思是，先秦儒家，相對于諸子百家來講，最年夜的特點就是“中”和“公”。所謂的“中”，就是建中立極的“中”；所謂“公”，就是修齊治平，最終是由小康走向年夜同。目標確實是太高遠了。劉咸炘的祖父劉止唐曾經在青城山閉關修道了八年，所以，劉咸炘的理論體系中始終有道家的影子。是以，劉咸炘的表述之中似乎隱含了太史公的話：“夫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克不及通其學，當年不克不及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以其事難盡從。”【24】司馬氏的話比較尖銳，可是劉咸炘的話比較寬厚。這個“中”是要通過《周易》和《中庸》《孟子》對人的心體的晉陞，通過戒慎恐懼、克治省檢，完美本身的未發之“中”；這個“公”是要通過孔子的忠恕之道，穿越《年夜學》的“三年夜綱領”“八年夜條目”，知微之顯、溥博源泉、於穆不已，達到全國年夜治。這確實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旅程。先秦儒學倡導的“正人和而分歧”【25】，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用《老子》的話來講，就是“道生一，平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26】，都是學術昌明的基礎。《禮記·中庸》在這方面的思惟有加倍遼闊的晉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六合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年夜德敦化，此六合之所以為年夜也。”【25】《中庸》這段文字的內涵和內涵極其廣闊，具有無限詮釋的空間。當然也包括了學術史應該展現的幻想狀態。劉咸炘是中國文明最堅定的崇奉者。所以，他批評秦漢以后儒學發展的真正理論兵器就是這種老子與孔、曾、思、孟陰陽摩蕩、周流六虛、小德川流、年夜德敦化、任天圓道的“泰初之道”。筆者認為，相對于當時的東方文明與五四運動時期的種種過火表現，劉咸炘確實要冷靜、深遠得多。
第四，劉咸炘提出了“今欲明真儒，當一方為精微之本，一方通廣年夜之末”。這個表述實際上來自《禮記·中庸》：
正人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克不及焉。六合之年夜也，人猶有所憾。故正人語年夜，全國莫能載焉；語小，全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高低察也。正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六合。……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年夜而盡精微，極高包養心得超而道中庸。【25】
在《中庸》中，這個“精微”之本，指的是正人之道的自我修養，也就是《禮記·年夜學》里面的“明明德”。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奧妙玄通”【26】的正人，用孔子的話來講，就是“忠恕之道”的“忠”。文行忠信、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就是孟子的“居全國之廣居，立全國之正位，行全國之達道”，“富貴不克不及淫，貧賤不克不及移，威武不克不及屈”【25】等等，都是精微之本。可是，《周易》強調“感通”，在《中庸》中就是“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這些話在原始儒學的經典中可圈可點，內涵極端豐富。“廣年夜之末”，指的是“恕”，就是強年夜的內心世界所爆發出來的宏大能量，在《中庸》中就是由知微之顯、於穆不已，以致于無聲無臭，來傳染感動不斷推向遠方的全國。此之為“鳶飛魚躍”的極致，是人道修養上的進一個步驟拓展，落實在社會治理層面就是“九經”。在劉咸炘這里當然應該是依托于老子、孔子的創造性晉陞。
第五，值得留意的是，這個“通廣年夜之末”，在風台灣包養起云涌的“五四”時期，時代畢竟已經發生了最基礎的變化。西學的東漸已經越來越激烈了，各方面的情況和形勢都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此時此刻的劉咸炘已經給“通廣年夜之末”賦予了新的意義。他認為，面對世界和中國的各種問題，我們必須學習、借鑒，包荒含弘。劉咸炘每個禮拜都要購買新書，他家的躲書有兩萬多冊，此中有大批的西學著作。劉咸炘是一位極其開明開放的學者。不過從最基礎的思緒來看，劉咸炘走的還是中體西用的路。可是，他不僅僅只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並且是要解決全世界、全人類的問題，要用最原始的道家和儒家的“泰初之道”來引領、整合整個世界的文明。
在《中書·學綱》中，劉咸炘指出：“（昔儒）爭斗日甚，書籍日繁，人厭把卷而思焚書，其故皆由統系不明，各趨極端，往而不反，終不克不及合。”【27】在好處的驅使下，官場、學界斗得暗無天日。關鍵的問題在于沒有盡心、知性、知天，居心、養性、事天。劉咸炘說：“學術之多歧，由性說之紛歧。”是故“道之裂，治學之變，皆性之不明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以各執一而皆窮”【28】。“揣其本”，就是說對原始儒家的最基礎精力沒有堅定的崇奉，就是孔子的“忠”。“齊其末”，就是孔子的“恕”。就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劉咸炘看來，真正的緣由是因為沒有學達性天，是我們的學人在心性、性格、身心的修養上沒有真正依照圣賢的經典請求做抵家，于是，劉咸炘又回到了先秦儒學從心性到政治的老路上往了，不過理論的視域當然已經年夜不雷同。劉咸炘指出：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言一而同也。吾欲釋之曰：化質之謂性，化見之謂道，化俗之謂教。蓋不知質之異，則無以調之而復其天性；不知見之異，則無以正之而達年夜道；不知俗之異，則無以修之而成至教。……是故欲知同者，必先明異。不明異而欲明同，則其于同也必偏而不周，淺而不深。而其為言也，必窕而無當，高而不成循。故《易》終未濟，而其《彖》曰：“正人以慎辯物居方。”【29】
對《中庸》的解釋北宋以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劉咸炘的這段高論，從學術史的角度捉住了《中庸》的成人成己、成己成物，長久無疆的實質，尤其是他把《周易》與《中庸》一以貫之，強調同中有異，異中顯同的思維方法，重視了辨物居方、化質為性與原始儒學最基礎年夜體的辯證關系，提出了“不知見之異，則無以正之而達年夜道”的嚴重學術思惟。此既表白了劉咸炘對秦漢以后中國現代儒學史的批評態度，也展現了他本身對中國學術未來發展的殷切盼望。毫無疑問，劉咸炘的這些思惟在章學誠那里獲得了最基礎性的啟發：“學必本于性天，趣需要于仁義，稱必歸于《詩》、《書》，功必及于平易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圣人復起，不克不及易也。”【30】可是，劉咸炘在這里的“年夜道”，說的是世界性的文明融會之后的儒家與道家的配合主旨，這是與章學誠有最基礎分歧的處所。並且，劉咸炘的“異”，也包含了世界各種思惟門戶和異端學說，這是新文明反動給中國文明的發展帶來的主要資源，當然就更是章學誠看塵莫及的了。
注釋
1劉沅：《槐軒約言》，見《槐軒全書》（十），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3716頁。劉沅（1767-1855），字止唐，號青陽子。他創立了槐軒學派，其劉門養心功在四川各界影響深遠，在學術思惟上屬于陽明學的余緒。清末平易近初，蜀中國學年夜師，多出其門。《清史稿》有《劉沅傳》，劉咸炘是其明日孫。在《推十書》中，劉咸炘屢次援用劉止唐的觀點，屢次指出本身的良多觀點直接來自其祖父劉止唐，深受其影響。
2劉咸炘：《流風附記》，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70-71頁。
3班固：《漢書·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20頁。
4陸九淵：《語錄》，《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04頁。
5王守仁：《萬松書院記》，見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等編校：《王陽明選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213頁。
6歐陽禎人：《〈陸氏家制〉及其對陸象山的影響》，《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7劉咸炘：《流風附記》，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71頁。
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8頁，第124頁。
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88頁。
10劉咸炘：《同異》，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60頁。
11[日]島田虔次：《朱子學與陽明學》，蔣國保譯，濟南：山東國民出書社，2022年，第124頁。
12劉咸炘：《醫喻》，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52頁，第56頁，《〈中庸〉述義》，第91頁，第54頁，第54-55頁。
13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品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7頁。
14劉向撰：《說苑·辨物》，見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85年，第524頁。
15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54頁，第54頁。
16龐樸：《一分為二二分為三——淺介劉咸炘的哲學方式論》，見郭齊勇主編：《蕭萐父傳授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教導出書社。2004年，第531頁。
17劉咸炘：《醫喻》，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51頁。
18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品德經注校釋》，第31-32頁。
19劉咸炘：《流風附記》，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71頁。
20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321頁。
21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品德經注校釋》，第127-128頁。
2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8-39頁，第18頁。
23劉咸炘：《中庸述義》，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89頁。
24司馬遷：《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67、3965頁長期包養。
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8頁，第38頁，第22-23、38頁，第270頁。
26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品德經注校釋》，第117頁，第10、33頁。
27劉咸炘：《學綱》，見《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9頁。
28劉咸炘：《推十書》（影印本），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第444頁。
29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第64頁。
30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16頁。